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1912年11月，民国政体初定、百废待兴。这一天，在全国工商会议上，与会代表、四川籍官员王国辅代表农商部实业司，提出了订立破产法、“集股法”和专利法的三项议案。谈及专利法时，王国辅说，“中国工业只有仿制类，少发明”，应以立法形式予以激励；他说，“前清专利章程年限过久，及反正后，各省皆滥予特权，于自由竞争原理不合，即于工商业进步上，亦大生障碍”。他最后谈到，真正的专利保护，仅限于商标权、特许权与“实用新案权”，风行了近三十年的清末“十年专利”，不过是非驴非马的产物……

    这一天，百余名代表以漫不经心的姿态表示，三项议案，“（可）互并送部参考”；也就是说，这些法令不需要提交参议院审议批准，农商部斟酌颁行就可以了。而十几天后，1912年12月12日，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经济法规，《暂行奖励工艺品章程》颁布了。当时的主要报刊如《申报》、《时报》、《东方杂志》等，也仅仅予以简短的报道。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貌似无足轻重的法令，埋葬了中国实业的一个旧时代。在此之前，盛宣怀、聂缉椝、张謇、周学熙、郑伯昭、王一亭……构成了中国实业界的主角。他们或是官商，或是绅商，或是买办商人；而在此之后，张嘉璈、穆藕初、范旭东、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简照南简玉阶兄弟、郭乐郭泉兄弟……这些草根商人、西化商人与海外归侨，连同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成为中国现代商人的主体。一个百川入海、生机勃勃的实业时代到来了。

    那么，对这部法规，与会的152名代表为什么如此忽视呢？这个旨在奖励发明与改良的法令，又何以牵动那么多民国企业史大人物的命运呢？

    “十年专利”
    这就不能不谈到以李鸿章为始作俑者、风行了近30年的“十年专利”。1881年，在给李鸿章的一份禀帖中，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郑观应谈到，作为中国第一家引进西式机器的企业，织布局符合“始到独造”的西方专利惯例；为此，“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一局，显分畛域”。次年，李鸿章获得了对该项专利的十年授权。

    这是中国第一例专利许可。但毫无疑问，这个“十年专利”，与西方通行的专利权大相径庭：后者只针对发明创造、工艺改良，前者却垄断了使用机器、兴办工厂的权利，是不折不扣的专办权、专营权。

    又何只是上海？6年后，当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打算采买机器、兴厂织布时，他致电李鸿章，“十年内不准另外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不至侵沪局之利。”对这个软言相求，李鸿章送了个顺水人情。他在复电中表示，“粤设官局距沪甚远，似无妨。”

    1890年，伴随着张之洞调任武汉，湖北官织布局动土施工了。但此后几年，除了这两家官办企业，中国没有诞生任何一家机器纺织厂。李鸿章试图以垄断追逐厚利的念头早已有之，远在1875年，他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他控制机器、防止流入民间“以生变乱”的态度就跃然纸上：“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当随时设法羁縻。”

    就这样，从一开始，最先进的机器与最古老、最陈腐的垄断特权，就奇异地、令人叹息地纠结在一起了。即使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尽管效法欧美、“实业救国”成为盛极一时的潮流，但“十年专利”不仅没有成为过去，恰恰相反，它从机器纺织业扩展到采矿业、缫丝业、面粉业、火柴业和诸多公用事业，扩展进了现代工业的任何一个领域。

   巨头的诞生

    1895年，被誉为“近代完人”的张謇，在南通筹办后来被大书特书的大生纱厂。十几年后，他回忆了5年筹备、颠沛流离的艰难历程：忍辱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不知凡几”；为了节省费用，前往上海筹款时，他往往“卖字自给”，即使如此，“往往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丙日别筹，而丁日又须还甲”……凡此种种，让50余名股东无不唏嘘。

    但这一天，张謇并没有谈到，支撑他在万死中觅求一生的，不仅是坚韧的天性、“实业救国”的高远理想，还有“十年专利”带来的市场前景。几乎刚刚开始筹办大生，在优质棉花生产地南通，他就获得了“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的专利权。

    不仅张謇。

    1896年，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业勤纱厂，作为无锡第一家现代企业，它顺理成章地享受到了“十年专利”；次年，宋炜臣在汉口创办燮昌火柴公司，同样是“十年专利”。不久后，张莲芬的中兴煤炭公司，“距矿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机器开采煤斤，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而即使是出身寒微、资本寥寥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也在他们的世交、亲戚朱仲甫的帮助下，以“十年专利”的形式创办了他们的第一家企业——保兴面粉厂……

    此后10余年间，中国最早的现代商人，几乎没有不与“十年专利”发生关系的。

    而作为这一切的顶峰，垄断时间之长、垄断地域之广的，莫过于张弼士的张裕酿酒公司，以及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在张裕公司创办12年后，南洋华侨、有着头品顶戴的“红顶商人”张弼士，申请了15年的葡萄酒专利许可。《东方杂志》报道说，“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无论华洋商民，一概不准仿造。”而与这种三省垄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1910年，在获得直隶专利权后，它又先后获得了江苏专利权、东三省专利权，乃至“扬子江流域优先设立分厂”的特权。换而言之，它的垄断范围，覆盖了大多数的中国行省。

    这种非驴非马、令后人啼笑皆非的“专利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巨型企业。以大生纱厂为例，到1912年，“大生系”已大致成型，它的产业链覆盖了垦牧、蚕桑、面粉、榨油、轮船、房地产等领域；企业资本达到279.1万两，利润率更为惊人：这一年，它派发了22.3万两官息，提留了66.3万两企业公积金，另有纯利61.8万两，总利润在150万两以上。

    正因为“专利权”利益如此之大，对兴办企业的好处如此明显，几乎与它诞生同时，围绕着它的种种纷争、口舌、冲突、诉讼，始终不绝于耳。 

    “分厂”之争

    远在1901年，因峄县乡绅崔广澍开采小屯村煤矿，中兴公司就援引“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的专利权，关闭了这家小煤窑；几年后，一名叫郑献元的商人申办卓山煤矿，也被认为距离中兴公司太近，“批饬不准。”如果说，这些冲突大多案例简单、并没有引发什么关注的话，那么，1904年，张謇与裕泰纱厂总办朱畴的“分厂”之争，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一年，在获利70余万、资本额达到158万两后，大生筹办起了崇明分厂；几乎与此同时，一名叫朱畴的革职道台、安徽籍商人，也打算在张謇故乡海门县设立裕泰分厂。消息传出后，张謇以两厂距离太近、“距通崇两厂合设之长乐镇收花处不足四十里”为由，要求农商部取缔该厂，“另行择地建设，各安实业。”对此，朱畴反驳说，“通厂、崇厂均非专利之厂，凡大清国商人，均可禀请开设……何况海门另外一厅”；“如果因通州、崇明有厂，而不准海门开设，则上海开设，更在通州之前，似通州亦在不准开设之列”……

    几个月后，张謇、朱畴的官司，以裕泰分厂关门告终。近10年前，大生就获得了农商部的全面专利许可，“如有添设，皆作分厂……以十年为满”，它的分厂开设到哪里，专利权也就延伸到哪里；3年后，1907年，大生又改组为股份公司，“正厂副厂及他厂……均为一体”，从而使它的专利权有了更充分的法理依据。

    直到1912年，36岁的穆藕初还在美国留学，并犹豫着是不是回国创办实业；29岁的王启宇还是和兴洋行的一名小会计，闲时以钻研中医、阅读《本草纲目》自遣。即使是6年前好不容易等到业勤纱厂专利期满、参与创办了“振新纱厂”的荣氏兄弟，此时也在和其他股东闹纠纷；他们想自立门户，却又受到“专利权”的限制……

    受到专利权限制的，又何止是穆藕初、荣氏兄弟，以及后来中国首家机器印染厂的创始人王启宇？受到专利权限制的，还有烟草业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化工业的范旭东、吴蕴初等人，百货业的马应彪、蔡昌、李敏周和郭氏兄弟，乃至银行业的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虞洽卿……是千千万万或出身苦寒、或为普通商人的有志青年。因为，“专利权”的门户，从来不对他们开放；在那个旧的未死、新的方生的年代，敢于创办企业的，要么是盛宣怀、聂缉椝这样的红顶大员，要么是张謇、周学熙这些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大士绅。它是少数人的、面貌暧昧不清的事业。 还不仅如此。

   “专利”之辨

    几乎从一开始，“专利权”就有着另外一层色彩，那就是“分洋商之利”、保护民族利权。1881年，在给李鸿章的那份禀帖中，郑观应就谈到，“洋人如欲纺造，尚未有阻之之说”；为杜绝洋商在各处口岸设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期限……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而后患庶几可免。”换而言之，作为垄断手段，“专利权”也为了阻止西方势力的进一步渗透。

    此后10余年，这个观点愈演愈烈、渐渐成为千万人的共识。以张謇为例，1895年，在《马关条约》签订、西方各国获得了“在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工艺制造”的权利后，他赋予专利权以种种悲怆色彩：“设立机厂，制造土货，为抵御外人之计”；“华商多占一分势力，即使洋商少扩一处范围”。以中兴公司为例，1907年，它被怀疑为中德合资，不仅其“十年专利”受到广泛质疑、乃至卷入了“可谓忠于外人”的舆论漩涡，张莲芬为此反复辟谣，才最终保存了专利权。最后，直到1910年，在旷日持久、轰动中国实业界的启新洋灰与大冶水泥之争中，作为弱势一方、没有长江流域专利权的大冶水泥，也认为“十年专利”是保护民族利权的不二法门，“现当商战剧烈、国势衰微之际，我华商力量微薄，苟无专利性质，营业在在可危……亦宜一律加以保护……”

    但，富有意味的是，在30余年的时间里，300余家享有“专利权”的垄断企业，成功者寥寥无几。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它“延搁八年、毫无成就……所有股票几同废纸”；以湖北官织布局为例，1899年5月11日，《中外日报》报道说，“近日该局预出告白，声明今年（端）午节停缓给息，以资周转”；一年多以后，该报描述了它的惨淡景象，“现仅开织布机器二十五张，其余布机、纱机，均尚未开……”

    官办企业如此，绅办企业也大多不能免俗。以厦门电灯公司为例，它获得了“永远专利权”，并以摊派方式募集股本，“所有行店，按户酌收租金两月”，但几年以后，厦门依旧是一个黑暗的城市；以苏州为例，一名西方外交官写道，“（苏州）作为一个商埠的唯一征象就是工厂……这些缫丝厂或棉纺织厂，没有一家是兴旺的”；以遍布东南的29家丝厂为例，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口吻更加悲观：“偶然的盈利诱使这些缫丝厂撑持下去，虽然好几次在年终的时候，他们也想到，明年一定有很多家要倒闭……总之，华商缫丝厂确是处在危境之中，而在目前丝价控制之下，这项工业更无发展可言……”

    更富有意味的是，几年后，“十年专利”的最早提出者郑观应，首先质疑起了“专利权”能否保护民族利权。他说，当商战之世，中国需要千千万万家企业；他说，以“专利权”禁绝众多企业的诞生，“是何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手足，仅以一身当关拒守，不亦俱乎？”而1913年秋天，在《暂行奖励工艺品章程》明确了专利范围后，加入“名流内阁”、出任农商总长的张謇，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书》。他认为，越充分的自由竞争，越能降低成本、促进实业；他甚至主张引进外资，“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生计……”

    史料记载：以纺织业为例，1908年，也就是大生大获成功、名动海内之际，中国洋纱进口额为53.7318万担，华厂销售量为10.8459万担，占棉纱总消费量的16.8%；5年以后，事实上废除“专利权”仅仅一年，洋纱的进口额下降到49.8415万担，华纱的产量却达到19.4167万担，几乎增长一倍，占总消费量的28%。（丁三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现居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