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名为“专利改革令人担忧的政治色彩让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至今群龙无首”的文章生动报道了专利改革是如何分割美国经济的，政府抢先任命了一个可能取代一年半以前卸任的大卫．卡帕斯（David Kappos）的替代者。分割的程度比描述的还要严重。高等院校已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改革，而仅靠技术生存的主要街头企业却主张改革。回想一下令人麻痹的政党之争，专利改革之争已跨越党派界限并远远超越了一般的行业间的争论。就通过技术法律手段打击专利流氓而言，事实上潜藏着一个更广泛的经济担忧——普通零售商、银行、饭店、地方银行、汽车旅馆、房地产经纪人以及旅行社代理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承担得起保卫专利耗费的经商成本。 

    两极分化的根源变得更深，追溯到1952年《专利法案》的起草时期，国会明智地将起草工作外包给专利律师。起草者调整语言，写出了偏离专利法的发明要求：除非审查员能阐明驳回专利申请的原因，否则就应授予专利。立法史上没有出现过此类措辞，但却出现在主要起草者的措辞中： 

    立法者后来将其措辞调整为当今《专利法》中表述的那样的积极声明：“除非…个人将被授予专利”。 

    在法案的作者成为受理专利上诉案件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后好些年才将这段秘密历史讲给其法官助理听。该法官还著作了臭名昭著的道富银行决议，称商业方法自1952年的《专利法案》起就可以被授予专利，尽管立法史上没有一个字表明《专利法案》扩大了专利系统的范围（事实上，《专利法案》只是议会的现有法律的编撰），正如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主席拉马尔．史密斯（Lamar Smith）说的：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商业方法在美国通常是不可取得专利权的，在世界其他地方通常也不能取得专利权。但联邦巡回法院（在一次激进的裁决中）在1998年道富银行裁决中创造了一种新专利。 

    业内人士打着特殊洞察力和专业知识的旗帜带来的损害也体现在1994年被纳入WTO宪章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在有关起源地非歧视性原则的标准条约语言中，谈判者加入一个禁止技术歧视的条款：“对发明地点、技术领域以及产品是否是进口或本土生产无歧视性待遇。” 

    如此措辞是因为制药业的利益要很好地体现在TRIPS谈判中，确保医药产品得到保护。考虑到有价值的专利在制药领域的存在方式以及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针对医药产品授予专利，上述担忧是合理的。但的意思是要紧缩整个专利系统。 

    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技术都应被同等对待吗？一般而言，一个一刀切的支配一切的规则是由立法者决定的。事实上，秘密的谈判者建立了盲目的一致性，因为宪法的限制性规定阻止深刻的讨论与审查。任何软件应与药品区分开来并应被区别对待的建议会遇到“国际义务”这个咒语。区别化并不等同于歧视。200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与司法部举行的为期30天的听证会及实证研究已让产业经历和看待专利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会委托制定的2013年政府问责办公室报告直接将专利流氓问题归因于低质量的软件专利。 

    对制药而言，低标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种成分必须经过临床试验以及昂贵的监管审批，但在信息技术和软件领域，创新面临的低标准会带来成百上千的专利，但很多微不足道或无效。 

    支持业内人士做决定的其他发展因素包括1982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专利上诉集权化，以及让USPTO以资金资助为基础并提供内部激励机制授予专利的做法。更常见的是，专利体系缺乏任何收集反馈的方式，无法显示该系统是如何以及是否能促进创新。 

    讽刺性地，业内人士成功地按照惯例授予专利以及进一步反对基于事实制定政策系统的行为导致了现在的僵局。使未来的提名人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给某些人好印象是因为他是最重要的业内人士——他作为一个专利律师代表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专利的产业的利益。 

    也许商务部的某个人已忘记了一年前白宫的三个机构设立的岗位——47年来总统倡导的第一个有关专利改革的行动，或许没有注意到在上一任商务部副部长任职期间，有效补贴率在三年中从68%上升至89%（2009年至2012年）。 

    相比之下，关心这个职位空缺的专利业内人士也许在极力推出一位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在改革立法挫败后提出约翰逊的名字也许揭示了这是多么的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