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所揭橥，原住民族有不遭受种族与文化灭绝之集体与个人权利：「任何以剥夺其作为特殊民族之尊严，或剥夺其文化价值与种族特色为目的的或效果行动；任何以强夺其土地、领土、或数据为目的或效果之行动；任何藉由立法、行政或其它方法强迫施加之其它文化或生活方式所达成之同化或整合」（草案第七条第a、b、.e三款）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第一条即开宗明义：「依照国家立法，原住民和地方社群体现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和持久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的传统生活方式应加以尊重、保存和维持，并且在此等知识、创新和做法的拥有者认可与参与之下，促进其广泛应用…」

    CBD进一步地肯认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包括代代累积出来的传统生活方式（包含传统农耕、采集及狩猎等）以及历代因应环境生的创新，使其所生存环境的生物多样性得以保存，并因而使该族群得以延续生活数千年。

    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权」先于国家存在，保护这些权利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与目的，而国家也无权漠视或侵犯，亦即，不得因国家之成立使一切权利归零，也不得以国家后设的权利存续形式，否认自然主权的存在。因此，国家若欲承认「环境权」、「动物权」甚至是永续发展等主张，亦需同时充分尊重原住民族的固有权利（inherent right）。

    狩猎乃文化权内涵之一，文化权为原住民族之固有权，不容剥夺。国家倘若基于环境保护或永续发展等价值，需原住民族修正该族部分文化内涵，应透过一个符合公平正义的对话机制，与原住民族沟通该属文化发展与国家永续发展之中的均衡点。

    台湾原住民的狩猎文化的内容包含下列元素：
    （一）猎区：原住民各部族都有各自的猎区，猎区之间很少有重迭，猎人们只能在自己的猎区内狩猎。在过去，若猎人越界打猎，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或部落之间的冲突。同一族群内也有依氏族而区分猎场的（如邹族），非本氏族的猎人不得随意侵入该氏族猎场，若因追赶动物而进入它氏族猎场，则捕获的动物必须分给该猎场主人。猎区的划定，一方面让各部族能护卫各自的野生动物资源，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过多的动物或同一种动物在短时间内于山林里被补杀。

    （二）猎团：原住民的狩猎活动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一般而言，部落里的猎人都会组成猎团一起出去打猎，而个人打到的猎物也要分配给猎团的其它成员。猎团之社会组织将狩猎行为置于团体规范下，同时达到资源共享的分配功能。

    （三）占卜与祈福：以往，打猎是件严肃，非随时想到便可从事的活动，而是必须先经过一些仪式活动。往往，原住民猎团在狩猎之前会先请巫师、巫婆举行祈福仪式，预祝狩猎丰收与平安。此外，在打猎前一天要举行「梦占」，由头目或巫师从事，若梦见凶兆，则隔天的狩猎活动必须停止。即使前一天晚上的梦占是吉梦，猎团在出发前或出发后仍须举行「鸟占」，及视某种鸟类的叫声与飞行方向来决定凶吉。若是吉兆即可继续前行，否则欲凶兆便须终止此次狩猎活动。

    （四）禁忌：原住民各族基于不同的理由，发展出了各种狩猎的禁忌，主要包括性别、季节性、图腾、祖灵地／圣地等禁忌。一般而言，原住民女性是被排除于狩猎行为之外的，女性甚至不得触摸猎具以免带来坏运气（当然，以现代角度来看，女性禁忌是值得再议的）。许多的部族也有季节性的禁忌与规定，其中尤其以雅美族的捕鱼季节最为明显。雅美族规定某些鱼只有在某些季节才能捕；此外，还将捕获的鱼分为老人鱼、男人鱼、女人鱼及小孩鱼，如此一来，鱼类便不会被过分捕捞且得以休养生息。有些布农族则规定只能在六、八、十月杀熊。再者，有些原住民族群有他们特别的图腾，如鲁凯族的云豹与排弯族的百步蛇，这些图腾动物便是该族会善家保护而不刻意杀害的。最后，祖灵地／圣地的禁忌也往往自然形成了各族群的「生态保护区」。屏东县雾台乡的大小鬼湖地区，自来是该第鲁凯族与排弯族的禁地，族人不得进入禁地狩猎，因为该地是他们的祖灵圣地，不得惊扰他们安宁。近年来的研究则显示出，大小鬼湖为该区的主要水源地，富饶生物多样性，许多动物也都仰赖该湖的水源滋养，休养生息及繁衍后代。因此，大小鬼湖可说是该处山林里生命的泉源，而鲁凯族与排弯族的禁忌正好提供了保护这个生命泉源，让野生动物得以生生不息繁殖的最好保护。

    （五）祭典仪式与分享：各个部族都有他们独特的祭典仪式，如卑南族的猴祭与布农族的打耳祭。而在狩猎之后，也往往要举办祭典以表示对大自然的敬意。打到的猎物，除了前述猎团的人要分享之外，猎团成员也各自分给氏族成员及朋友，充分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很多人会认为，作为台湾山林里最凶猛与稀少的野生动物之熊，一定是原住民猎人最希望猎到，甚至是一个猎人一生中的最大愿望。然而，这种想法只是又证明了汉人偏颇、带征服意味的价值观。几个月前，一位布农族猎人就亲口告诉了我他多年前猎到熊的过程以及事后族人如何举行繁复的祭拜仪式（祭熊、山、与枪）与分食熊肉。在他描述的过程中，丝毫没有自豪或骄傲的神情，反而再三的表达他「碰到了，没办法」的心情。此外，他也强调，他们族人并不会有「希望能猎到熊」的心结，一方面是其高度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则因为猎到熊后的祭典要花不少的酒肉钱及耗费许多时间精力。
透过上述的「狩猎文化」，原住民在台湾的山林里与野生动物相处了数百年以上之久，一方面以虔敬与戒慎的心情来对待自然，另一方面则透过各种文化机制来对野生动物资源做有节制、最有效且永续的利用。除了此外，原住民在过去仅拥有相当有限的科技，这也实质地达到了免于物种被大量消灭的效果。

    「狩猎文化」背后所代表的，除了是许多原住民文化及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石之外，更是展现了原住民敬畏自然，试图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环境伦理。这样子的伦理，正是我们当前工业资本主义急欲驾驭自然，剥削生态环境之主流社会所应当学习的。然而，上述原住民的「狩猎文化」在历经荷兰人、日本人及汉人势力的渐渐入侵之后，已然残破不全。一方面，原住民部落的经济活动已渐渐纳入了台湾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环，狩猎已不再是主要的生计活动之一；另一方面，汉文化、基督教及现代官僚体制的不断入侵，逐渐瓦解了原住民原有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再生能力，因而「狩猎文化」也难以在继续维系下去。猎区变成了林务局的第ｘ林班或国家公园的管辖范围；猎团成员四散了；占卜与祈福仪式随着巫师渐渐凋零；禁忌与仪式已少有人记得，更遑论去尊行了；祭典更是大多观光意味胜于其它。

    「狩猎文化」残破之后，原住民猎人的狩猎变成了单纯的「狩猎行为」，而不再受各种文化与组织的规范。过去那种原住民与野生动物维持动态平衡的关系也就不再可能，而一个久远的，自然生成的生态保育典范也就从此消失。去年一月份在台北召开的「生态教育与原住民狩猎文化」研讨会中，一位原住民猎人就指出，过去，打到野兽是很光荣的事，而猎物也都必须与部落的人分享。自从禁猎及国家公园成立以来，猎人打到了猎物后只能偷偷摸摸的从后门回家，而且不动声色的自己吃掉，吃不掉的也只能丢掉，造成浪费的情形。

    另一方面，长时期的禁猎措施也对原住民部落造成许多的困扰。许多原住民部落都抱怨当地野生动物泛滥，尤其是猕猴与山猪等，经常会来破坏与偷吃他们的农作物，使他们辛苦耕种结果都归于乌有，但又不能动这些动物一根汗毛。相较于经常成群出来「挑衅」的猕猴，有些原住民甚至半开玩笑的主张他们才是濒临绝种而需要受到保护的。有钱有闲的汉人之保育观点与法令，在此又成了最弱势之原住民追求基本生存权的桎梏。这岂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之民主国家所能容许的事情？

    作为台湾生态环境最早的经营者，原住民曾发展出了最原始而有效的生态伦理与保育措施。包括猎区、猎团、占卜祈福、禁忌及祭典仪式与分享等内涵的「狩猎文化」曾始得原住民与野生动物在台湾的山林里保持了长久的「动态平衡」。如今，这个古老而久远的保育文化已随着原住民的成为台湾之「黄昏民族」而残破不堪，而同时，台湾的山野伦理也荡然无存，仅剩国家运用值得争议的强制力来对野生动物作保育管理。而在这过程，原住民不但再次成为牺牲品，也背负了不属于他们的原罪。